医生检查过我身上的蚂蝗咬痕，笑了笑：“没问题。”

安卡爷爷脸上终于出现难得一见的笑意。

 

孛儿只斤·安卡（Ankh Barjigin）已经九十六岁，与我父亲同岁，却是他的亲叔叔。

老人家端坐在沙发上，腰很直。那颗强大的心脏，跳动的节律，要比拳击手贴木尔汗，更加稳健而有力。

 

阳光从天花板洒下，我们喝着地道的漠北奶茶。

一直没有说话。

 

昨晚的寿宴，按照蒙古人的习俗，每一个在座的人必须致辞。

轮到我，看到安卡微笑的眼睛，我只说短短一句“祝您健康。”

杯中酒，一饮而尽。我扽一下西装的衣角，坐下。

 

全场议论纷纷，指责我的致辞太过冷漠，连最起码的草原修辞都没有，不满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，满场都是后槽的磨牙，指关节的错动。

 

“哈哈，我的雄鹰。”

老王爷站起身，过来抱了我一下。

 

身体贴在一起，我听的更清楚。

不是爱的暖流，而是腐败的声响，就像一批批刺客的脚步和嚎叫，向那魁伟的血肉殿堂，轮番发起攻击。

他拍一下我的后背。

我说：“爷爷保重。”

 

人类之间的误会，是被刻意预设的程序。

我的感恩和祝福，变成语言，就是这样简单、直接。但是，没有人听得懂，想听懂，或者根本不懂。似乎，安卡爷爷也一样。

呼吸、脉动、窃窃私语，就像抹布拧成一团，滴下一行污水编码：“不孝子孙”。

 

不到一年，老王爷就躺在墓穴中，纷纷扬扬的数字符号，哀悼、评价和追思，家属的、族人的、伙伴的、总统的，飘落在一锹锹泥土上。

 

我没有跟着牧师，一起祈祷他升天。我知道人类在海拔八千米的高度，必然死亡，尽管那里很干净、很纯洁。我宁愿，让他躺在地下，或许，保持生物本体，才有转世的机会。

 

兰蕙没有脱去丧服，开着最新款的日系SUV，在1号公路疾驶。

我时不时摸摸自己的大腿，摸摸脖子。我讨厌自己，讨厌“知道”。

一时间，几乎想为那种无知的快乐，踩下刹车。

 

安卡王爷留给我一个大数据公司，不久前才在硅谷买下，账上存有一亿美元现金，还包括七个年轻的程序员，分别是爱尔兰裔、华裔和印度裔。

 

他留给我的遗言是：“不必违法。”

当年给我听总统的密谈时，他会感知到我的惊恐。

 

马上，就要登上新加坡航空的波音787。

 

一股原始的力量，把膝盖打弯，扑通，我跪在在廊桥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