啾啾，微信在响。

 

孕期中的沙青青，声音依然保持广播时的底气和圆润：

“医生刚刚告诉我，你儿子的预产期，和你一模一样，也在春分日。”

 

“确定吗？”

“医生再三确认过。”

“太神奇了！”为这相隔五十六年的时间共振，我的内脏立刻开始敲锣打鼓。

 

“还有，你儿子是臀位，如果预产期不能把脑袋转下去，必须剖腹产哟。”

我们好像都在回避一个更基本的难题，沙青青已经四十二岁。

 

“有个事，必须告诉你。我被检查出子痫。”

她的声音明显有些低落。

我一怔。“你说什么？子痫吗？”

我的母亲就是因子痫和胎儿臀位难产离世的。

难道，父系血脉的诅咒，不可避免吗？

 

“一定要听医生的意见。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。”

这等于声明，我愿意放弃那个期盼已久的儿子。

“好。”

她挂断微信语音通话。

 

我的神经声场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类的喜怒哀乐。

我就像个石头，在人世间滚来滚去。

但“春分”、“臀位”和“子痫”，就像三把烈火，把这石头烧得滚烫。

 

我把房门关紧，对着镜子扮鬼脸，还像苏老师那样，原地转圈。

不是因为儿子即将出生，而是因为时光的对称，命数的回声。

我和儿子同在春分问世，我的母亲和儿子的母亲，同样都有子痫。

 

我又多转几圈，致敬一个更小的概率，就像生命中出现的神谕——我和女儿、儿子，竟然同样都是那“绝不转身”的古怪臀位，一种血脉自带的“抗干扰算法”。

 

脑子里，一串本无意义的数字，堆在一起：

五十六年。

一个春分。

两次子痫。

三个臀位。

 

我单膝跪地，望向天空，祈求长生天的保佑。

 

儿子提前四十天出生。母子平安。

我把自己灌醉。

只是，那个婴儿太幼小，身长只有三十几厘米，必须在暖箱里待上两周。

 

他在母亲怀里熟睡时，那副皱着眉头、死死闭上眼睛的神情，很像五十几年前我在潭柘寺后山的状态——我曾闭紧双眼，想象自己飞上火星。

 

我伸手碰了碰他的小小额头。

不想惊扰他做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