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童的电话，总是掐着点儿从七号院拨进来。

“童副部长好，有何指示？”

他问我有没有重要的内参，我说在准备。

我被任命《西苑》杂志主编的决定，就是老童宣布的。

他是我父亲的高徒，自从千禧年意外重逢后，格外关照我。

这本月刊，专事解读国家安全政策，属于可以直达中枢的特权媒介。

杂志社在一排透着阴气的老房子里办公，位于北京市委党校的车公庄校区。

青砖灰瓦的建筑，看上去古朴典雅。

附近很多墓穴，葬着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南怀仁。

我喜欢带着客人，一起到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墓碑前，席地而坐。

一边抽烟饮茶，一边谈天说地。

烟雾绕过大理石上的拉丁文刻痕，发出的震频，颇有几分细碎剥落感。

“白主编，我是田晓宁。田地的田，拂晓的晓，郎世宁的宁。”

他身着很旧的迷彩服，与枣红色毛衣很不搭，却洗得一尘不染。

肚子圆鼓鼓，像装满面粉。

他抽烟比我勤，嘴巴就像永动机，不停地说话。但这位高级编辑脾气暴躁，动辄说脏话，在编辑部很孤立。

田晓宁时常竖起耳朵，趁我屋内没人，就会进来聊天聊地，聊历史聊未来，时不时，夹杂对我的奉承。

他从不直接赞美我，总是讲述一些典故，历史上的清流、君子，说到动情时，多巴胺的飙升，像无数“吊死鬼”掉进他的肚子里。

然后，他话锋一转：

“你比我，应该对他们知之更多。”

他点燃一支烟，嘴里文邹邹，眼神却如黑手党。

“我对历史，可是一知半解。”我也点上一支烟。

“不，不可能。因为您很像他们。”

撒谎的频率。

几个小时过去，天色已变暗，空间飘满他的吐沫星子。

我一边在围棋盘上摆着棋子，一边观看他施展拐弯抹角、反复试探的中国功夫。

他无非想行贿。

不用金钱，他极其短缺；也不用女人，他没有；只能用文人最看中的东西：所谓学问。

有一天，他观察很久，发现我清闲，就叫上一辆车，来到天安门广场。

他把我直接拉到纪念碑前，直到一起坐到台阶上，一刻都没松手。

然后，他脸上泛起一团凝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989年5月下旬出版的中国青年报，对着头版头条那篇新闻分析，大声朗诵起来。

周围没有警察，也没有行人。

我写的文章，被他朗诵的抑扬顿挫，一字不拉。

然后，他喘着粗气，冲我高喊：

“千古名篇啊，千古名篇！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我没有告诉他，我为这篇文章经历的酷刑，也没有告诉他，我是如何失去比红彤彤的结婚证，还要重要多的那本绿色记者证。

更厉害的角色，故意延搁很多天，才肯露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