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慕尼黑机场迎接我的，是老朋友托马斯（Thomas）爵士，他用中文叫我“大哥”，满脸堆笑。其实，我只比他早出生一天。

一年前，他访问北京时，整整一个星期，我都全程陪伴。

第二天是慕尼黑啤酒节。托马斯带我过去。路上，我给自己买一件老式的格子衬衣，四百欧元，穿着皮裤和同款衬衣的托马斯连声说：“棒极了”。

来到特蕾莎草坪，钻进一座大棚，在贵宾席刚落座，几个女孩便被招呼过来，其中两位坐在我的左右，一个是埃塞俄比亚裔的黑珍珠，空姐，眼底和瞳孔，黑白分明得像围棋棋子。

另一个，是日耳曼金发女郎，胸部被托衬得呼之欲出。她们都穿着啤酒节流行的传统Dimdi裙装，性感爆棚。

除了那次在“九十九顶毡房”醉酒，我在国内从来不与他人饮酒，即使那些知道我是蒙古族的人，也无法改变我当众滴酒不沾的信条。

这一次，在完全陌生的声场，我对托马斯和女孩们的劝酒，来者不拒。

我的听觉和视觉都已经麻木，眼前晃动的都是没穿衣服的女人，耳朵里都是卫生间的尿液流动声。

我抱着日耳曼女孩挑起摇摆舞，任凭猎枪顶在那条粗壮的大腿上，任凭那双皮如黑色绸缎的小手，在我滚烫的耳垂揉搓。

当日耳曼女孩的红唇贴上我的嘴巴时，听觉突然恢复。

人体内那种翻滚的声场，就像一条无法抗拒的指令，立即把那猎枪变成一条绳索，捆住刚刚还在不断膨胀的原始肉欲。

远处舞台上，几个高妹在走秀，好像罗兰也在其中。

我甩开黑白两个女孩，摇摇晃晃靠近舞台，发现罗兰不见了，或许她根本就没出现。四周突然消音。

回到座位上，黑白两个女人不再那样美丽和性感，完全变成一副职业女性的模样。

即使啤酒杯仍在不停地碰撞，即使人类吞咽饮料和生理唾液的声音，在我耳洞汇总，远远压过现场的摇滚乐。

有几分钟，我发觉自己的双手软得无法自主抬起。

我一口气喝掉一罐可乐，手指伸向已经敞开的衣襟，系好一颗颗扣子，让自己正襟危坐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托马斯问。

“我很好。有点想睡觉。”

他叫自己的迈巴赫专车，送我回酒店，顺便让日耳曼姑娘也钻进车厢。

女孩把我扶到床上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脱衣服。

我闭上眼，假寐。

她轻轻离开，轻轻关上门。

我忽然觉得，自己很脏。冲进浴室，只放出冷水。

次日，我飞到巴黎。

在香榭丽舍大道，闻见那高卢女人身上的香奈儿5号。

然后在巴黎南站，登上红色的“Thalys”列车，又在布鲁塞尔转车前往滑铁卢，感受一下一百八十七年前，拿破仑惨败的历史声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