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再次坐在澳门的老虎机前。

手指搭在投注键上，像机器人敲打着。

几个小时，数万港币被吞掉，却没有一次大奖。

我常常走神，想起自己在电视公司持有的17%的股份，按照投资银行家的算法，这些股权市值超过七千万美元。如此，被老虎机吃掉的那些纸币，不过九牛一毛。

我以为，自己已经变成大亨。起码看上去，身体非常硬朗，日本最高级的染发剂，让我头发的黑棕色，如天然所赐。欧洲的顶级精油和世界各国的阳光，则把我本来惨白的面色，滋润得更像百分之百的人类。

我也不知道要什么。把工作当作酗酒。

每天忙到连饭都不吃。

我明知不可为，却硬要为“超频卫星电视公司”制定出高远的目标，就连当时火爆全国的凤凰卫视，都不放在眼里。

北京一个商界前辈曾经抱怨：

“兄弟，你知道嘛，我每天都要面对经理和员工，他们总是很谦卑很温馨，但我心里门清，每个人，每时每刻，都会举着一只吸管，对我说，敬爱的老板啊，请再让我吸两口吧。”

我傻傻地问：“吸什么？”

“我的钱啊，我的血！兄弟！”

他不知道，我签发请款报告时，笔下流出的，不是我自己的钱。

高勇突然到访。

“白总好。领导委托我，调研一下你们的情况，作为国家的海外宣传平台，你们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提出。我们一定会全力解决。”

他和一干官员，问的很细，但我很快听明白，他们最关心的，是我们的电视节目何时上星广播，变成宣传喇叭。

我没有当众宣布，公司很缺钱。

私下里，我把准备离开的高勇叫到演播室，关上门。

“再帮我们弄点钱吧？”我说。

“嗯。哦。那么多钱，花光了？”

“卫星电视太烧钱。”

“嗯。我会想办法。不过”，他停在那里。

“这回不能五十五十了，你懂的。但至少可以二十，由你管理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牙刷粗细的手指，在演播室导控台上，轻轻划出响动，好似插在我的指间。

“好吧。听你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