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办公室隔壁房间，是政治新闻部。副主编正在用一种过度克制的低频共振，向主编汇报宣传官方政策的最新动向。

他的声音里，带着精心编排过的颤音。

他在用光明的修辞，去包装并不磊落的投机。

主编面色温润，如释重负的深呼吸，带出一声更假的笑声。

城市里，到处都是假唱和假笑。

仍还保持着“敢说真话”名声的中国青年报，也不得不制造假新闻、假评论，每天都在输出政治多巴胺。

荣姐开始鼓动我学习西洋声乐。掏钱聘请一流的音乐教育家，辅导我怎样发声。

经典美声唱法，确实迷人。我的高音，很快能从二十层高的楼上，传到地面。

在那里，荣姐仰着头，含着喜悦的泪珠。

在她家里钢琴旁，我傻乎乎戳在那里，按照她的指导歌唱。她半裸身体，十分投入地敲击着琴键。

美妙的旋律，拨动起我的情欲，却在羞于启齿的短暂中，海绵体彻底松软。

不是因为音乐营造的气氛，不是因为她深情眼神，也不是因为她的温存和耐心，而是，我无法屏蔽那些人类听不到的声音。

我要离开这万分的尴尬，毅然决然，放弃作歌星的机会。

音乐老师万分遗憾，她告诉荣姐，我的声音“很像多明戈”，还有一种她从未听到过的低频震颤。一旦我步入歌坛，必定大放异彩。

她们永远不会理解，我讨厌表演。

荣姐心存怜惜，让我远离政治漩涡，出差遥远的贵州，采写可供宣传的农民故事。

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车，一整天的长途汽车，再步行几公里山路，我独自来到贵州花溪一个赤贫的山村。

“白记者”。

我喜欢老乡和基层官员这样称呼自己，

“你能在我家住一晚吗？”山村的团支书小黄怯怯地问，带着人体缺乏脂肪的干瘪低压和骨架摩擦声。

“当然。我睡哪里？”

一个四面漏风的所谓“房子”，贵州深山中最常见的民舍。十几只老鼠像游击队，在屋中搜索。三件破旧的家具和一套堆在床头的被褥，都是油黑的。

我和小黄，从早上聊到天明，二十二个小时，记满两本笔记，手指都在抽筋。最后，我提出一个自以为很生动的问题：“你们这里的年轻人，每个月最幸福的事，是什么？”

他用脚踢一下老鼠，连打哈欠都很无力：“幸福？下山赶集的时候，吃碗豆猪肉呗。”

我的姑姑是寄生虫学教授，曾经对我说，感染囊虫的猪肉，是恐怖的毒药。那些囊虫，喜欢钻入人脑，极易引起痴呆、癫痫、甚至精神分裂。这种藏有囊虫的猪肉，俗称“豆猪肉”。

我好奇，让小黄带我去现场。

一群年轻的老乡，直勾勾盯着码成一排的破瓷碗，死死攥着黑油油的筷子。一阵阵急促、贪婪的喉咙起伏，带囊虫的肉渣，几秒钟便被粗暴吸进腹中，引起一阵阵近乎哀鸣的蠕动。

当他们擦完嘴，去舔净手背上留下的残汁时，我的两腿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。之前想好的“揭露真相”，变作一地老鼠屎。

我的嗓子像掺过沙子，问小黄：“多少钱一碗？”

“一角钱”。团支书声音嘶哑，心跳平得让我害怕。

眼前猛地一白，差点栽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