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前，1989年寒冬的一个早上，我刚到报社，一队士兵就把我拖出办公室，投入北四环边上的重刑犯看守所。

几下掌掴，打掉我的助听器。

 

士兵转身离开，把我交给一个老警察。

 

“什么声音？啊？”老警察跑来，没人出声，也没人看我。那双三截头，在水泥地上不停抖动。

 

就是这个老家伙，第一天审讯我，不等我开口，就拿着一份文件，历数我的罪行：

“白鹰，男，三十岁。北京人。”

“是不是啊？你他妈说话！”他那形如吊死鬼的眼睛，冒着绿光。

 

他继续念文件。我听不见，无非是指控我组织过“非法游行示威”；向戒严部队发表过“反动演讲”；在报纸上刊登“反革命文章”若干篇。

最后一条很奇葩，他似乎在指责我“迷奸藏族女记者”。

 

我穿上号服，拍完相片，被那老警察，一把推进低矮的牢房。

临走，他向里面使个眼色。

一众恶徒立即扑上来，把我的脑袋塞进茅坑，拳脚相加就像矿坑塌方。

 

北京解除戒严令的当天，老警察飘着音呼喊我的名字。

“到！”我已学会犯人应答的规矩。

 

“哎呦喂，白记者，快出来，老首长来接您。赶快收拾东西。”

 

父亲递给我墨镜，和一副日本进口的助听器，轻轻拍拍我的后背。

“上车。”

 

 

“咱们不能再耽搁，要赶路。”

山民催促几遍。

 

我拎起那根比牙刷略粗的树枝，下山。

老挝丰沙里的崇山峻岭和纵横交错的溪流，留下我的血迹和脚印。

 

腿一软，我跌倒，死死坐在石头的尖锐处，巨痛无比。

去摸，一手鲜血和排泄物。

 

结束步行的第一站，我被架上一辆本田摩托车的后座，肛门的伤口开始疼得钻心。摩托车在坑洼不平的山路间行驶，每个颠簸带来的巨响，都是我的噩梦，持续两个小时。

 

第二站，我被塞进一个厢式货车驾驶员身后的夹缝里，等待很久，我才有机会下车去清理裤裆。

 

第三站，我藏在丰田SUV的后备箱里，四个小时，车轮与水泥和沥青的磨擦，都是催命符一样的高频震荡。在闯过很多关卡后，终于抵达琅勃拉邦（Luang Prabang），见到接应我的兄弟。吃上辣椒炒鸡蛋，喝起可口可乐。

 

两周后，我入住滨海湾金沙酒店。每晚房费超过八百美元。

我快乐。

我已不再是那个在山村里任人欺负的洋娃娃，也不再是被夺走初恋的懦弱学子，也不再是，受制于官场大佬的一介草民。

我在花旗银行的账户上，还有大把美钞。

 

身下这张大床，比牢房里挤满十八个人的木板地铺，面积都大，我摊开双臂、岔开两腿，摆出一个汉字形状。

不觉间，哼唱起“义勇军进行曲”。

 

自由的空间，从不逼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