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大地的震动惊醒，翻身下床，撒腿就往院子里跑。

 

父亲不在家，杨奶奶还在熟睡。我使劲敲她的屋门，终于把她唤醒。她穿戴整齐，出现在我面前，右手在系那排布扣，左手整理着头发。

 

“孩子，是地震，别慌。奶奶在呢。”

她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垂眼间一怔：“啊呀，你的眼睛和耳朵都在流血啊。”她用异常温柔的手感触摸我的脸：

“孩子不怕，奶奶在呢”。

 

然后，她几乎飞一样地跑出院外，去胡同口打电话。

没多久，一辆军用吉普把我拉到公安医院。

 

我在医院待了一个多月，刚被送回家，就被那铺天盖地的哀乐声困住。

不曾留意，杨奶奶格外安静。

那沉闷的音乐，低频、平缓，不断重复，像是一块块巨大的、冰冷的石板，从灰色的天空中缓缓压下。

 

1976年的9月9日，下午四点多。

 

我戴上墨镜，跑到街上，没有人影，很多屋子里，传来哭声。哭着、泣着，变成撕心

裂肺的干嚎。但我能听出，几乎所有的哭声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哀痛，甚至不带感情。

 

我回到家。绿色的木门虚掩，屋里紧张的频率，被浓烈的烟草焦味覆盖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叫过他“爸爸”。

 

“回来啦？”他的喉咙里含着阻力，高大的身躯，陷在那张破旧的硬木椅子里，就像支

柱崩断处于绝望的加速度之中。几天前，我刚听到物理课老师讲过，“加速度”和“绝

望”。

 

父亲没有看我，双眼死死盯着墙上那张一尘不染的画像。宽阔的胸腔里，正发出那

种嘶鸣音，如同巨大的冰块碎裂。

 

“他老人家，走啦！”话音在喉咙里翻滚，带着一种极其干涩的气流声。

 

从小，他就在我耳边，用那种收敛的、带有某种神圣共振的次高音，一遍遍描绘那个人的伟大和神圣。就好像，那个看上去无比慈祥的老爷爷，根本不是一个人类，而是大气层，是引力，是极度崇高而产生的、支撑他们呼吸的基准频率。

 

他的手指，用力攥着椅背，发出那种“咯吱、咯吱”的惨烈声响。

引力在他的世界，突然消失。

 

我听到那种乱套的心律不齐。那种每分钟跳动一百三十次、又突然停顿二百毫秒的空洞，远比外面哭丧到极点的哀乐，都要凄凉。

 

丧礼在整个中国的号啕大哭中，终于结束。